2024年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门诊量突破20万人次。这个数字背后，是无数辗转求医的患者——他们拖着行李箱从江西、东北、新疆而来，病历袋里塞满泛黄的检查单，眼神中交织着疲惫与期待。

“我们是被病友推荐过来的。”候诊区里，这样的对话频频响起。而引领这群患者的，不仅是国内首个亚太风湿病中心、国家临床重点学科、风湿免疫研究所的金字招牌，更是一个始终如一的信念：“没有缓解不了的风湿免疫疾病，信心要传递给患者。”

翻开科室的画册《足迹·追求》，扉页上鲜红的底色与飞扬的金色字样，记录着一支团队的40年热血。20世纪90年代，风湿免疫病在国内尚属边缘学科，许多患者被误诊为“关节炎”或“疑难杂症”。而今天，这里已成为教育部创新团队、北京市重点实验室，拥有140余人的临床科研队伍，牵头973计划、国自然基金重点项目等120余项国家级课题，以及30多项全国多中心研究。

学科带头人栗占国教授曾这样定义目标：“国内最好的风湿免疫学科之一。”该定位已经达到，其背后，是近乎苛刻的要求。年轻医生们笑言“怕”他——查房时一个诊断依据不充分，就会被追问到汗流浃背；科研课题若缺乏临床价值，会被直接退回、重新思考。但正是这种“锐意进取”的基因，让团队在类风湿关节炎、红斑狼疮等领域的诊疗标准被写入国际指南。

风湿免疫疾病常被老百姓称为“不死癌症”，病情复杂如迷宫，而这里的医生们让临床与科研“双向奔赴”，为患者开辟出一条生路——“临床过硬是根本，科研是照亮迷宫的火把”，这一理念贯穿科室40年。

每周的大查房是全院最火爆的“课堂”，讨论重症病例时，一句“如果这是你的亲人，你会满足于目前的治疗方案吗？”常让年轻医生陷入沉思，继而激发出更精准的诊疗方案；而实验室里的灯火同样长明，低剂量IL-2疗法修复T细胞平衡、PRINT长疗程强化方案降低类风湿关节炎致残率等突破，都源于临床中那些让医生夜不能寐的难题。

在这里，科研从不悬浮，一篇篇论文背后是实实在在的患者数据，一个个专利转化的是诊室里积累的经验，“研究不是为了晋升，而是为了让更多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”，这种从病床到实验室再回到病床的循环，让团队的治疗方案多次被国际指南推荐，也让那些曾被判“无法缓解”的患者，重新找到了生活的希望。

走进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（研究所），栗占国教授案前墙上“诚以修身，信以立世”的书法不仅是他的人生信条，更是整个团队的精神底色。

这支140余人的队伍里，27位课题组长/研究员各有所长——苏茵教授深耕类风湿关节炎的精准诊疗，张学武教授探索免疫相关不良妊娠的突破性方案，何菁教授聚焦红斑狼疮及干燥综合征……每位专家都在自己的领域里成为“光源”。

“围绕患者至上，打造一个学术型的、积极向上的氛围，非常重要。同时也要用人得当，各尽其职。”这是栗占国教授领导团队的方针。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，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特长，有分工，有合作，这种清晰的职责划分让团队像精密运转的齿轮组。

而护理团队则是另一道风景线：她们不仅要完成常规的注射与监护，更要为长期服用激素的患者设计防骨质疏松方案，为焦虑的患者提供心理疏导。

“当日事当日毕，再晚也比第二天早”——这是科室的工作准则。在这里，从资深教授到年轻医护，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发光，最终汇聚成照亮患者生命的光束。

“医生强，学科强；学科强，医院强；医院强，医生强。”这句写在画册扉页的话，揭示了科室发展的密码。

在栗占国教授提出和推动的“百千万”人才计划培养下，学科已涌现出11名博士生导师、7名博士后导师，27位PI承担国家级项目，发表SCI论文近600篇；培养出15名博士后、127名博士及54名硕士。为国内风湿免疫学界培养出逾百名学科带头人、科主任及学术组织主委、副主委；其科主任研修班学员1300余人次；主办的8个系列会议及学习班已培训学员近万人次。更难得的是，风湿免疫科内部这里形成了“一人一题一方向”的学术氛围，每个人都能在临床实践中找到自己的研究领域。

作为教师，栗占国教授主编的《风湿免疫病学》成为北京大学医学部本专业首部器官系统教材，连续15年主译的《凯利风湿病学》（第8~11版）成为全国风湿科医师的必备教科书。他常对学生说：“只靠八小时很难成为好医生”，在他的带动下，全科上下形成了浓厚的学术氛围。科室的大查房被全院住院医师及学生们称为“学术盛宴”，从诊断思路到国际前沿，从规范治疗到个性化方案，每次查房都干货满满。

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走廊上，总能看到匆匆而过的白大褂身影——他们或是抱着厚厚的病历赶往门诊，或是低头讨论着患者的个体化诊疗方案。这里没有豪言壮语，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：坚持为每个疑难病例多思考一种可能，坚持将实验室的发现转化为临床方案，坚持多年积累的经验传递给下一代医者。

这些坚持如同点点微光，最终汇聚成照亮风湿免疫领域的星河。而这条星河最动人的光芒，或许就藏在那些被病友反复传抄的医师出诊时间表里，藏在24万份沉甸甸的病历档案中，藏在每个重新找回生活希望的患者眼里。